在东亚主要经济体中，韩国的养老金体系常常被视为一个充满矛盾的样本：一方面，它拥有全球规模领先的公共养老基金——国民年金基金，长期积累了庞大的金融资产，并深度参与国内外资本市场；另一方面，韩国老年贫困率却长期位居OECD国家前列，65岁及以上人口中有相当比例仍处于相对贫困状态。
为什么一个拥有巨额养老金资产的国家，仍然难以解决老人贫困问题？为什么韩国的国民年金制度从1988年正式实施后，却在短短几十年内反复经历“降待遇、扩覆盖、补短板、再改革”？对于同样面临老龄化、长寿化和城乡差异的中国而言，韩国第一支柱养老金的经验与教训，或许值得深思。
迟到的起点
从特殊职业保障到国民年金
韩国公共养老金的起点，并不是面向全体国民的普惠制度，而是典型的“职业分割型”保障。1960年，韩国首先建立公务员养老金制度，这是其最早的强制性公共养老金安排；随后，军人、私立学校教职员等群体陆续被纳入不同的特殊职业养老金制度。这些制度本质上是“体制内优先”的保障安排，覆盖的是国家治理和公共部门中的稳定就业人群。
真正面向普通劳动者的国民年金制度，则要到1988年才正式实施。1986年韩国在《国民福祉年金法》的基础上制定《国民年金法》，并从1988年开始启动国民养老金制度，同时成立专门机构负责管理运营。
这套制度的“出生基因”非常鲜明：它诞生于韩国工业化、城市化和民主化交织的时代。政府既希望建立现代社会保险体系，又必须避免对企业和劳动者造成过重负担。因此，韩国选择了一个看似温和、实则埋下隐患的方案——先用低费率启动制度，再用较高待遇承诺换取社会支持。
问题在于，养老金制度最怕的正是“低缴费、高待遇、快速老龄化”三者叠加。韩国后来数十年的改革，几乎都在为这一初始设定不断打“补丁”。
扩面冲刺
11年走向全民覆盖
韩国国民年金最值得关注的一点，是扩面速度极快。1988年制度启动时，国民年金只覆盖大企业雇员。随后，韩国政府迅速推动覆盖面扩张：1995年将农渔村居民纳入，1999年进一步将城市个体经营者等群体纳入，基本实现全民国民年金制度。
这种“快速扩面”有积极意义：它使韩国在较短时间内搭建起全国统一的养老保险框架，避免公共养老金长期停留在少数正式就业者的福利体系中。但与此同时，快速扩面也带来了两个深层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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缴费能力差异巨大：个体户、农民、小微企业就业者收入不稳定，缴费连续性明显弱于大企业雇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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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度成熟时间太短：很多今天已经退休的老人，在年轻时并没有足够长时间参加国民年金，导致领取金额偏低甚至无法领取。
这也解释了韩国养老金体系中一个看似反常的现象：国民年金基金越来越大，但许多老人仍然很穷。原因并不复杂——基金积累属于未来参保人，而今天的老年贫困，往往来自过去制度覆盖不足、缴费年限不够以及家庭养老功能快速弱化。
过高的承诺
1998年与2007年的两次“降温”
亚洲金融危机后，韩国养老金制度的财务可持续性问题迅速暴露。1998年，韩国进行了第一次重大国民年金改革，将目标收入替代率从70%下调至60%。这次改革的背景十分清晰：经济危机削弱了就业和财政能力，也迫使政府重新审视此前“低费率、高待遇”的承诺。对于一个制度刚运行十年的养老金体系而言，如此早地降低待遇，说明其初始精算假设已经明显偏乐观。
但1998年的改革并未根本解决问题。
2007年，韩国再次进行重大改革，决定将国民年金替代率从60%逐步降至40%，并从2008年开始引入基础老年养老金制度，以缓解低收入老人的贫困问题。这实际上形成了韩国第一支柱内部的“双轨补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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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轨是缴费型的国民年金，强调多缴多得、长期缴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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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轨是财政支持的基础养老金，面向低收入老人，弥补国民年金覆盖不足留下的历史缺口。
从制度逻辑看，韩国在2007年做了一次重要转向：它承认单靠国民年金无法解决所有老年贫困问题，尤其无法覆盖那些没有完整缴费记录的老年群体。因此，必须在社会保险之外，再叠加一层由财政出资的最低保障。
这与加拿大、澳大利亚的经验有相似之处：当缴费型养老金无法覆盖所有老人时，政府必须通过税收型养老金承担“防贫困”功能。但韩国的困难在于，它的基础养老金是在老龄化已经快速推进之后才补建的，属于典型的“迟到的安全网”。
但基础养老金也面临两难：如果覆盖面过宽、金额不断提高，财政压力会迅速上升；如果覆盖面过窄、金额过低，又难以实质性降低老年贫困。韩国长期处于这两难之间。
这正是韩国养老金体系的核心困境：国民年金要防止长期破产，基础养老金要防止当下贫困，两者都不能缺位，但两者都需要钱。
投资视角
一个“年轻基金”的资本市场远征
与加拿大、澳大利亚等税收支持的先收现付制第一支柱不同，韩国国民年金是部分积累制，因此积累了庞大的养老基金。韩国国民年金基金由国家养老金服务机构管理，是全球重要公共养老金基金之一。
这使韩国第一支柱呈现出一个非常特殊的面貌：它既是社会保险制度，也是国家级长期资本池，期望在人口抚养比尚未急剧恶化之前，通过投资为未来支付高峰积累弹药。
韩国国民年金基金的投资逻辑也因此不断变化：早期更偏重国内债券和稳定收益资产，后来逐步提高海外资产和权益资产配置比例，以分散本国人口老龄化、经济增速放缓与资本市场集中度风险。
这里有一个值得关注的反差：韩国今天拥有巨大的养老基金，仍然面临未来耗尽风险；而一些没有庞大基金的国家，则通过严格的财政规则和福利精准化维持制度运转。可见，养老金可持续性的关键，既不是“有没有钱池”，也不是“基金规模有多大”，而是缴费、待遇、退休年龄、投资收益和人口结构之间能否长期匹配。
2025年改革
不得不面对的代际账本
近年来，韩国养老金改革压力进一步上升。OECD在对韩国养老金体系的评估中持续强调，提高缴费水平、改善养老金充足性、降低老年贫困以及增强长期可持续性，是韩国制度改革的重要方向。
2025年4月，韩国进行了重要养老金改革，内容包括提高国民年金缴费率、调整待遇参数等，吸收了OECD此前对韩国养老金体系审查中的部分建议。韩国养老金改革的难点在于，它面对的是典型的代际分配冲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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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年轻人而言，提高缴费率意味着当期工资被更多扣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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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中年人而言，延迟退休或降低待遇意味着原有预期被打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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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老年人而言，基础养老金不足又会直接影响生活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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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政府而言，任何改革都可能引发强烈政治争议。
因此，韩国养老金改革并不是一道简单的财务题，而是一道社会共识题。它要求一代人接受“不能把所有承诺都留给下一代买单”的现实。
他山之石
同属东亚文化圈，中韩两国在家庭养老传统、快速工业化、城市化进程以及少子老龄化趋势上有许多相似之处。韩国养老金体系像一面镜子：它告诉我们，人口红利消退之后，任何养老金制度都无法逃避精算约束；它也提醒我们，解决养老问题不能只靠政府承诺，更需要个人、企业、财政和资本市场共同承担责任。
由于篇幅有限，今天先和大家分享韩国养老第一支柱的相关情况，有机会还将继续为大家分享海外其他国家养老金有关的信息。养老投资是一件长期的事，希望这条投资之路，我们能始终相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