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经常想起父亲，他是一个耿直、善良、诚实的人。特别是每当儿子在为我祝福生日时献上一首《父亲》的歌，使我心潮涌动、感慨颇深。“那是我小时候，常坐在父亲肩头，父亲是儿那登天的梯，父亲是那拉车的牛……”还有“想想您的背影，我感受了坚韧。抚摸您的双手，我摸到了艰辛。不知不觉您鬓角露了白发，不声不响您眼角上添了皱纹。我的老父亲，我最疼爱的人，人间的甘甜有十分，您只尝了三分……听听您的叮嘱，我接过了自信。凝望您的目光，我看到了爱心。有老有小您手里捧着孝顺，再苦再累您脸上挂着温馨。我的老父亲，我最疼爱的人，生活的苦涩有三分，您却吃了十分……”那悠扬沁心的旋律，那情真意切的歌词，人世间那代代相传的父子情深，即刻陷入我对父亲深深的思念和悲悯……
刘景儒（1913.5-1995.1）
父亲刘景儒，字子珍，乳名庆生（其胞兄刘景桂，字子丹，乳名来生；刘景范，字子忠，乳名宝生），陕西保安（今志丹县）人，生于1913年5月15日（农历4月10日），1934年3月参加革命工作。中共党员，离休老干部。卒于1995年1月8日（农历94年腊月初8）。享年82岁。
我的父亲一生坎坷，历经磨难。他参加革命很早却没有担任过要职，没有干过惊天动地的大事，但能在平凡的革命事业中，任劳任怨，默默无闻的辛勤工作。他为国家和人民的利益，忍辱负重，意志坚定，他的赤胆忠心体现了普通共产党员的本色。步入老年后，住在窑洞里的他体弱多病，期待能住上一套起居方便的楼房，终因当时受经济条件所限，我们兄弟几人都住在平房里，而未能如愿，这将成为我们的终生憾事。随着文革灾难的结束“四人帮”被粉碎后，国家实行改革开放，经济状况逐渐好转，日子一天天好起来了。这位战争年代与敌人进行艰苦卓绝斗争，和平时期为国家建设努力工作做出重要贡献、竟遭歹人诬陷被关入共产党大牢的世纪老人，本该多享享清福、多让子女尽尽孝的父亲却永远的离开了我们。每每想到这里，我的内心感到一些苦涩，心情久久不能平静。父亲心底无私，一生清白，他平凡而不失光辉的人生经历，证明他是一位“无私天地宽，清白留人间”的人。
作者父亲刘景儒 母亲张清文
父亲出生在陕西省志丹县金鼎镇楼子沟村，在这里度过了他的童年、青年初期。他的祖父刘士杰(1850---1929)，是清朝同治年间的贡生，一生主要从事民间教育事业，长期在保安县金汤镇办小学，期间协助乡里办义仓，用以灾年放赈济民，享有盛名。且为人正直、厚道，刚正不阿，学识渊博，经常以“耕读传家”教育子孙，以忠厚正义行事待人，颇得乡邻村民的爱戴。他的父亲刘培基（1879——1954.9），字汉卿，是晚清延安府应试头名秀才，大刘氏家族第五任户长。好助人为乐、抱打不平，曾因为民请命抗苛捐杂税而被官府通缉在外躲藏两年之久。为除地方匪患，保一方百姓平安，1926年创建保安县西上区民团，深得乡民拥戴。母亲王氏，是不远处金汤镇大户人家王怀亮之女，聪慧贤淑，知书达理，勤俭持家，吃苦耐劳，是过日子的贤妻良母。父亲没有上过学，从小在家劳动，祖父在空闲时间教他们弟兄三人识字，六七岁时就跟着大哥、二哥一道读会《百家姓》、《三字经》、《四言杂字》、《朱子家训》等。祖父、父亲还教他们做人的道理，什么“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半丝半缕恒念物力维坚”、“人将礼乐为先，树将枝叶为园，非礼者何为人耶”,什么“父在前，子不言”，“男有三纲五常，女有三从四德”等等。这样，使得父亲从小就知道在外知书达理，通晓人情礼仪，在家孝敬老人，尊兄爱弟。养成了体民情、解人意、爱百姓、识大体，爱憎分明，嫉恶如仇的倔强性格。
由于其大哥刘景桂（刘志丹）、二哥刘景范先后离家出走闹革命，组建工农红军创建革命根据地,推翻国民党反动派黑暗统治，无及顾家。1933年前，父亲一直在家随祖父务农，种地放羊、操持家务，也帮助红军搞一些革命活动。如10多岁就为红军领导人在家乡秘密活动而站岗放哨、传递情报。29年春，刘志丹在陕北吴起镇三道川齐家桥寨子上搞起了红军兵工厂，兵工厂聘来的技术工人的报酬，就由父亲和她的表哥王兆基、孙向奎靠收畜税来解决。6月遵照大哥吩咐，接待谢子长在家休养生息住半年之久等。 1934年3月，21岁的父亲在其胞兄的影响下，打听到保安游击队从南梁返回在家乡一带活动，即安顿好家中老小毅然离家，参加了红军保安游击队，并参加了攻打旦八寨子等几次战斗。不久，国民党甘肃军阀谭世麟派儿子谭杰侯，敌军团长仇良民率兵进入保安县，到处捉拿、杀害红军家属。刘志丹父亲一家人刚离开楼子沟转移到高楼湾几天，敌人就冲进楼子沟，抢走刘家羊子一百多只，又将刘家财物洗劫一空，并放火焚烧了刘家房屋、窑洞、马棚、羊圈，最后还丧尽天良，去吕渠沟挖了刘家祖坟，焚尸扬骨……。刘景儒奉命返回到高楼湾，保护家眷在转移中的安全。1935年4月，国民党马鸿宾部35师重兵围剿陕甘边南梁革命根据地，父亲在南梁受陕甘边区政府主席习仲勋的派遣，负责保护政府干部家属转移，政府机关也要分头转移，在甘泉桥镇一带会合。父亲领着七八十人翻山越岭、钻沟走林，躲开马匪的围追堵截，经过好几天的跋涉与敌人艰苦周旋，终于安全的抵达会合点，见到习仲勋同志，并把转移出来的家属妥善安顿，习让父亲把全家老少安排到洛河川苍沟马大爷家。随后返回边区政府，担任桥镇区助理员。 1935年7月，父亲看到陕甘边陕北根据地连成一片，26、27军统一接受西北军委主席刘志丹领导，为鼓舞士气，以赤卫队员的名义写了题为《两军会师》的一首诗：“老刘老谢闹世事，陕甘当统帅。两军会师力量大，来打反动派。”在红军部队广为流传。这期间，边区政府决定攻打盘踞在永宁山寨子上的国民党高玉亭的一个连，政府和甘泉县、保安（志丹）县的赤卫队加起来共有一千多人，布置在各个山头上插满红旗，父亲也参加了这次攻寨战斗。高匪一看这个阵势吓破了胆，弃寨纷逃，红军没费一兵一卒、一枪一弹，解放了永宁山寨子，解救了老百姓。
作者母亲张清文
1935年8月，在鄂豫皖根据地内大搞残酷“肃反”、外受到国民党军队围剿的红25军，无法立足而丧失根据地进入陕西，又将我党优秀而杰出的地下党员——杨虎城部警备旅长张汉民杀害。一路北上跑到陕甘边根据地，受到西北军委主席刘志丹、陕甘边区政府主席习仲勋、边区军委主席刘景范等领导人的热情欢迎和接待，并给予武器、 装备、医药、粮食、衣物等无偿供给和财力上的大力支持。当时身在桥富峪、桥镇工作的父亲看到红25军和陕甘红26军有很大的差异，突出表现在五个方面：一是军长徐海东、政委程子华出入都得坐人抬的轿子，这和大哥刘志丹平日的作风截然不同；二是军部所在地戒备森严，官兵之间等级清楚，这和26军官兵同吃同住同战斗区别明显；三是25军士兵稍有不对就拳脚相加、鞭抽棒打，这和26军官兵平等，有错采取批评教育帮助的方式格格不入；四是25军领导人处处以长官自居，搞特殊化，这和陕北红军领导人经常把马让给普通士兵伤病员骑，坚持官兵一致如同南辕北辙；五是独断专行，盛气凌人，这和陕北红军发扬民主，通过会议解决分歧，统一思想和行动（当然不包括“三甲塬事变”）有着天壤之别。 父亲百思不得其解，为什么两支部队同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工农武装红军，差异竟然这样大？后来通过发生的一系列事情，特别是35年10月发生的陕北“肃反”，造成根据地的严重危机，使父亲逐渐明白了这是两支思想体系完全不同的部队。一个是受左倾机会主义思想路线毒害太深，擅长内部斗争，爱搞“窝里斗”，自觉或不自觉的帮了敌人想办而办不到的事情；另一个是为无产阶级解放斗争无私奉献，和劳苦大众同甘共苦打成一片，任劳任怨赤胆忠心无限忠诚党的事业。是年9月中旬，25军在甘泉桥镇新庄河村经过20余天的休整后，开赴西北工委所在地——延川永坪镇，与刘志丹领导的红26、27军会师，成立了红十五军团。紧接着由朱理治、聂洪钧、程子华组成自封为“中央代表团”的三人小组，就紧锣密鼓的策划和实施对陕甘边、陕北根据地的“肃反”，撤消了西北工委，夺了西北军委的领导权。
前排左：同桂荣（刘志丹夫人）右：刘景儒 后排左：刘振彪 右：左爱存 小孩：刘睿
父亲好长时间没有大哥刘志丹、二哥刘景范的消息，很是着急，就跑到边区政府了解情况，看到个个生面孔，西北保卫局的人身穿黑衣服，手提大刀，一副杀气腾腾的样子，就感到事情不妙，其实他已早有察觉了。这时边区政府财委的杨在权一看到父亲就摆手让他快走。父亲回到家人身边，刘景范的警卫班长郭子贵匆匆赶来告诉父亲，26军的领导全被25军给逮捕了，要父亲赶快带上老人家属离开这里钻梢林去吧。紧接着又发生了“赤安事变”。父亲就这样一直带着领导干部家属东躲西藏，既躲国民党部队的追杀又防25军的暗害，多少个日日夜夜钻在山沟和梢林里，为革命事业付出了艰苦卓绝的心血和汗水，直到中央红军长征到陕北之后，11月底，大哥、二哥他们获释出狱，才得以重见天日。
1936年父亲的大哥刘志丹受党中央之命，担任军委西北办事处副主任（主任周恩来）、红28军军长、抗日东征北路军总指挥，帅28军东渡黄河到山西，攻克敌军数道防线，眼看抗日通道就要打通，不幸于四月十四日在三交镇敌前沿阵地观察敌火力点时意外中弹身亡，壮烈牺牲。噩耗传来，父亲悲痛欲绝。几天后接到边区政府马锡五的通知，要父亲去瓦窑堡参加刘志丹追悼会。
父亲把家里事安顿好就匆忙赶往瓦窑堡，得到军委张参谋长的接待。第二天，军委副主席、西北办事处主任周恩来同志亲切接见了父亲，周副主席语重心长的对父亲说:“景儒同志，刘志丹同志和我是黄埔军校的战友，他的牺牲是你们家庭的不幸，更是党和国家、人民的重大损失，我们会永远怀念他的。因为形势紧张（当时东北军正集结大举进攻边区），追悼会已提前举行了，为防止敌人破坏已将烈士遗体秘密埋葬。你二哥景范也在“三边”率领部队忙于平叛，你是志丹、景范同志的亲弟弟，安抚照顾好家庭也是你革命工作的重大任务。一定要化悲痛为力量，继承烈士遗志，完成他未尽事业。以后有什么事、遇到大的困难可以直接找我。”周恩来副主席的这一席话，对父亲启发教育很大，乃至在以后的革命工作中成为父亲自强不息、战胜困难的力量源泉。
1936年6月，父亲遵照周副主席“安抚照顾好家庭也是革命工作任务”的指示，把全家老小从边区政府所在地迁回老家——金鼎乡楼子沟，安排就绪后又返回保安游击队。经过多次战斗和磨难，父亲已树立了坚定的革命理想和信念，成长为英勇的红军战士，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成为红军游击队中的一名共产党员。当时担任游击分队长的黄克强，根据父亲的能力和表现，任命他为中队长。1937年7月，“卢沟桥事变”引起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国民党军队遵循蒋介石“攘外必先安内”的指示，仍然置“倭寇”而不顾，继续加紧对红军根据地陕甘宁边区政府的剿灭。这时，刘约山率领的蒙汉骑兵团回川剿匪，新招了几十名战士，就把父亲从游击队调去，担任新兵连连长，开往定边驻扎。由于段宝山土匪在宁夏盐池县三段地一带出没无常、骚扰百姓、杀人放火、无恶不作，三边司令部下令骑兵团立即剿匪。父亲他们200余人星夜出发，在匪徒毫无防备的情况下，打得落荒而逃取得战斗胜利，缴获战马30多匹、武器20余支，为地方百姓安居解除了祸害。 1937年秋，由于父亲从小身体瘦弱，加之长期劳途奔波，在骑兵连从军一年多后，被三边政府抽调回地方工作。在志丹县抗敌后援会工作半年又调往县工商界联合会，担任工商联主任。1938年5月，经朋友介绍，父亲认识了在志丹县委妇联工作的我的母亲张清文，经过一年的相处了解后结为伉俪。母亲当时担任妇联副主任，她是陕北安定县（子长县）人，1920年9月出生在家境贫寒的农民家庭，14岁就参加了陕北红军少年先锋队。1935年被派往甘肃西华池任青救会干事，不久又赴环县曲子青年训练班进修。1936年入延安鲁迅师范学校学习，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37年被组织选送到延安西北党校深造，期间认识和多1938年5月，经朋友介绍，父亲认识了在志丹县委妇联工作的我的母亲张清文，经过一年的相处了解后结为伉俪。母亲当时担任妇联副主任，她是陕北安定县（子长县）人，1920年9月出生在家境贫寒的农民家庭，14岁就参加了陕北红军少年先锋队。1935年被派往甘肃西华池任青救会干事，不久又赴环县曲子青年训练班进修。1936年入延安鲁迅师范学校学习，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37年被组织选送到延安西北党校深造，期间认识和多次接触了父亲的大嫂、二哥和二嫂，对刘家的人有了较深的印象。学习期满党组织分配她到志丹县妇联担任领导工作。母亲聪慧贤淑、刚强豁达、上得厅堂、下得厨房，从小穷苦又有长期艰苦的革命斗争经历，使她练就了吃苦耐劳、坚强不屈的毅力和英姿大气、胸怀坦荡、助人为乐的高尚品格和风范。父亲自始至终对和母亲的婚姻无怨无悔，幸福美满，生育抚养了我们兄弟四人和一个妹妹。1939年清明节，父亲一行赴子长县瓦窑堡水沟坪，为胞兄刘志丹扫墓。大哥36年4月东征牺牲已经三年，当他踏进野草丛生、一片荒凉的墓园时，看到亲人的坟冢被风吹雨淋，洞窟几处，想到大哥为国为民，征战沙场，百折不回，英年早逝，如今这般凄惨，不觉潸然泪下。顿生将胞兄迁回家乡魂归故里的念头。上坟归来，他谈及此事，当地干部、群众、亲戚、战友无不群情激奋，他们派代表和父亲一块上书志丹县政府强烈请求将刘志丹烈士迁回安葬。10月21日，志丹县县长赵耀先顺应民意呈文陕甘宁边区政府，10月28 日，边区政府主席林伯渠、副主席高自立下达照准命令，并同时上报党中央得到高度重视。指示边区中央局和边区政府成立建陵委员会(父亲被推选为建陵委员)，在志丹县修建刘志丹烈士陵园，作为永久纪念。在父亲的参与呼号下，建陵工作拉开了序幕。
1942年，党开展了全面的整风运动和反右斗争，提出的口号是宁左勿右，可冤枉10人绝不放走一个坏人。当时志丹县共有106户工商业户，经过整风就认为95户存在所谓的一些问题。县委书记王耀华领导工商联组的整风运动，父亲为街道工作组组长，对整风中出现的偏激和过头行为如“车轮战”、“罚站”、“头按在粪坑”、“强迫给自己捏造罪名过关”等做法，很是看不惯，就谏言县委王书记“步子要稳一点，方法要妥一点”，县委采纳了父亲的意见。不久中央下发纠偏文件，制止了左倾扩大化。为了发展经济，父亲着手组建联合商店，实行商户入股，扩大商品交流。
1943年4月中旬，父亲接到边区政府通知急赴延安，林伯渠主席亲自接见他，告诉他边区政府已决定延属专署专员曹力如、副专员马豫章全面负责志丹灵柩回故乡迁葬工作，马豫章任移灵专员，让他和大嫂同桂荣一起随马豫章去瓦窑堡移灵，并派一个骑兵排护灵。18日上午，在水沟坪墓地举行破土仪式，当坟冢深挖5米起出灵柩后，面对长兄忠骨，父亲心如刀绞、泫然涕下，在场的干部群众无不悲痛落泪。4月20日，志丹灵柩从瓦窑堡动身，于4月26日到达志丹县城，一路上自发赶来路祭、跪拜的附近老百姓络绎不绝，父亲和他的大嫂始终守扶在大哥的灵柩旁。
1946年，胡宗南帅30万大军进攻陕甘宁边区政府所在地延安，边区政府部分领导家属和参议员老头被转移到志丹县，志丹县的局势也有些紧张，新上任的县委书记李景膺让父亲到西川组建游击队，同时要尽快把刘志丹遗骨藏起来，防止敌人破坏。父亲带着遗骨和县委发给的6支枪，来到志丹县西川的金鼎乡。金鼎是父亲的老家，人熟群众基础好，只有两天时间就建起了50多人的游击队，父亲担任游击队长，并很快把遗骨保藏在可靠的人家。游击队的中心任务就是在志吴交界一带打击土豪劣绅的反革命破坏活动，保护地方政权和百姓的安全。半年后，父亲接到边区政府的通知，要他带领家中老人家眷和边区政府干部家属向东转移。
1947年7月，父亲告别游击队的战友，带领着一百多人的转移队伍（番号六大队）向东行进，行至横山县的青阳岔，敌人就尾随追到了离他们不远的仓房梁，情况很危急。父亲当天下午赶到石湾街找到区政府，汇报了转移的紧急情况，第二天边区政府派人从子洲县的马蹄沟赶了过来，把他的老父亲和政府家属接走了。父亲和母亲带着孩子继续转移到黄河边的西林峪，乘边区被服厂的船过了黄河。在黄河边见到了习仲勋、贺龙，贺龙对敌人破坏志丹陵园的情况很是气愤，狠狠的骂了一通，敌人的飞机不断向黄河边轰炸扫射，只好很快分手，在马家山村暂时住下。第二天在山西七口镇高家坪的边区政府，父亲找到民政所长王子宜，王给父亲出具了“从陕西转移过河的脱产干部，请当地政府给予供粮”的证明，才得以安家立身（适时山西正在贺龙的领导下开展轰轰烈烈的土地改革，左的厉害，打死逼死的人很多）。后来，胡宗南兵退延安，父亲他们才从山西返回陕西境内，住在横山县的付家坪村。
1949年，山西土地改革极左的那一套已波及陕西，不久接到志丹县县长赵玉文、法院院长奥海清的来信，劝慰父亲暂时不要返回，志丹县正在搞土改，贫农团已将刘志丹、王子宜、曹力如、赵耀先四家定为“四大家族”，搞得很凶，家人皆已回避。当时住在付家坪吃粮都很困难，父亲就向老乡借了两头毛驴回家去驮点粮，主要想打探一下消息。进入家乡地看到老百姓人心惶惶，贫农团到处搞批斗，斗争很是激烈，父亲悄悄溜回家驮了两口袋麦子，急忙往驻地返，由于着急心情不悦，吃不好睡不好，返回途中在安塞的坪桥就病倒了，得了重伤寒。当地老百姓组成担架队一个村接一个村的把昏迷不醒的父亲一直抬到付家坪，这次病了半个多月才痊愈。是年秋，父亲按照组织的意见到镇川堡，找到榆横指挥部的刘安堂、独立师的王四海，被安排在榆横指挥部后勤处工作。我的母亲带着5岁的我的二哥（二哥1944年生于老家，为了让他健康平安，父母亲给他吃百家饭穿百家衣，并取名“百娃”。之前生了一个女儿叫小娥，由于兵荒马乱，得病发高烧，无处求医问药，8个月就夭折了），在镇上协助搞妇女工作，并被民主选举为镇人民代表出席代表大会。
1950年农历1月，母亲生下了我，由于缺奶加之工作繁忙，把我托付给镇上刘家湾刘姓善良人家抚养，当时正值“抗美援朝，保家卫国”，因此给我取乳名“援援”。次年，1951年农历9月，我的弟弟出生了，这一年是中苏建交和平友好年，故给弟弟起乳名为“友友”。父母亲带着二哥、四弟和我，告别恋恋不舍的乡亲们，离开镇川堡，返回延安。在延安县参与协助搞一些社会公益工作，母亲又被选为县人民代表。
1952年2月，中央根据习仲勋的建议，纠正了土改中极左倾向，这时父亲接到志丹县奥海清县长的信，要他即刻返回志丹县工作，父母亲带着我们弟兄三人回到了阔别已久的家乡志丹县。父亲被安排在县工商科工作，母亲因孩子多、年龄小、拖累大，没有回到县委部门，在市镇搞居民区工作，担任市镇党委委员、居民区党支部书记、居民调解委员会主任。1953年，国家实行了干部工资制，父亲每月43元，养活一家几口人，生活确实很是拮据。
1954年，党对农业、手工业和工商业实行社会主义改造，父亲担任县工作组小组长，负责工商业这一块的改造工作。改造的政策有三种方式：一是实行公私合营，采用定股定息赎买方式。二是实行合作经营，自负盈亏，四马分肥。三是合作小组集体领导，分散经营，自负盈亏。在父亲的努力工作、严格执行政策情况下，将先期成立的两家达不到资本家标准的公私合营公司改为合作商店。1956年私改工作完成以后，农村开始实行公社化，一切耕地归生产队所有，后来刮起了共产风、一平二调、一大二公。1958年大跃进，为大炼钢铁动员家家户户把自家的做饭锅砸碎交给国家炼钢，到处是土法上马的炼钢小高炉，结果把好铁全部炼成废铁。实行食堂化，不准家中生火做饭(其实做饭的锅都砸碎上交了也无法做饭)，把自家的粮都要交到食堂在食堂集体用餐，吃到最后无粮可吃，只得吞糠咽菜。即使那样到处还是批斗会不断，行刑逼供可见，搞得人心惶惶（饿的惶、斗的惶）。在那“与天斗、与地斗、与人斗——其乐无穷”浑浊的年代里，固然有“其乐无穷”的人，但我的父亲他们大多数人怎么也“乐”不起来，更多的是“担忧”。担忧世事的变幻、人性的扭曲，担忧老百姓的生活竟然不如20年前陕甘边根据地人民的水准。就在那最困难的时候，我的二哥协助母亲挑起了全家生活的重担。1962年，为减轻父母亲的负担，二哥刚读完初中就中途辍学，在养路段当了一名养路工。
1964年，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开始了。次年父亲被派往宜君参加社教工作队，不久又被团部派往河南搞外调，他们28名脱产干部带着2500多份调查材料，分为三个组。父亲带着一个组10 人在洛阳、许昌、开封、安阳四个地区分头开展工作，正当调查工作艰难进行中，文化大革命爆发了。66年七八月，红卫兵串联来到河南，紧接着开始揪斗所谓的“走资派”，这样就影响了调查工作的进度。一直到12月调查工作基本结束返回宜君，县委组织部通知父亲他们很快离开此地，原因是全国批判刘少奇的桃园经验，社教工作队被认为是刘少奇的工作队。他们回到志丹县就遇到先期回去的社教工作队队长正被带着高帽子游街批斗，父亲在县上是个科级干部，工作队只是个小组长，幸免于这次的游街批斗。
1968年，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经历了打砸抢和持枪武斗的过程后，北京街头贴出了“刘志丹是大叛徒”的大字报（有人传出是阎红彦、郭洪涛一伙人搞的鬼，意在抬高自己的威望和地位），父亲的二哥刘景范（国家地质部副部长）因反对康生的政治迫害被打成“三反分子”、“现行反革命”遭批斗身陷囹圄，从此父亲的灾难和厄运也就降临了。父亲成为“三反分子”刘景范伸向志丹地区的黑爪牙，被“四人帮”的徒子徒孙进行隔离审查——大会批斗——小会行刑逼供——人格侮辱——摧残折磨，无有收获，便以志丹县城发生的一起面粉厂“面粉自燃案”强加于身，诬为纵火案主谋之一，欲致死地。68年12月，经关押批斗折磨摧残一年后，正式逮捕入狱，狱中遭受的非人待遇罄竹难书，直至72年在无任何证据无法定罪的情况下，不得不无罪释放。狱中艰难度过的三年六个月，把父亲折磨得骨瘦如柴，鬓发全白。其时我的母亲——一个老共产党员，被关押在市镇公社的机关里，逼其交代父亲的所谓“问题”无果，便在关押的房间里，四壁徒空，正值陕北十冬腊月滴水成冰季节，地上注满一尺深的水，逼身体瘦弱的母亲赤脚站在水里夜夜不能入睡，直至昏倒在地。这种惨无人道的折磨，令人毛骨悚然。关押批斗两个月后放出时已经奄奄一息。身体稍微恢复后，就出门去建筑工地、砖瓦厂等处做苦力打工，以瘦弱的身体，付出全身力气，获取微薄的工钱，养家糊口，维持一家人的生活。我们弟兄姊妹亦受株连无一幸免，二哥被隔离审查批斗，我和弟弟直接从学校下放到艰苦的农村插队改造，妹妹（54年出生，自幼活波可爱，取名小玲，是父亲的掌上明珠，在上初中）被勒令退学，小弟（生于59年，聪明伶俐，取名小刚，在上小学）也受到百般刁难和诬陷。
右一：刘景儒（作者父亲） 中间：刘晓林（作者妹妹） 左一：张清文（作者母亲）
父亲出狱后，回到百货公司仍然受到“四人帮”的走卒们不公正的待遇，流毒不肃清，迫害在继续。县副食公司的贺世永经理（转业军人，府谷人）非常同情父亲的遭遇，主动提出要父亲到他那里工作，得到组织部批准。为了让父亲脱离处境，便于向上反映冤情，贺经理安排父亲到延安做常住采购工作，由于工作非常出色，得到单位、社会和百姓的高度评价。但父亲的“问题”一直不能得到省地县的解决，申诉被上下阻挠封锁，反映不到中央。78年的4月，李先念夫人林佳媚来延安视察工作，约见了父亲，父亲亲手将申诉状交到林佳媚手中，林看了诉状非常重视，告诉父亲说：“请你放心，我一定会很快把你反映的材料交到李副主席手中。”中央组织部长胡耀邦看到李先念副主席转来的材料后，亲自批给陕西省委调查处理。1978年6月，志丹县召开群众大会，对含冤10年、冤狱三年半的父亲及受父亲所谓“问题”株连的11人（其中被整死2人）平反昭雪，父亲的“问题”终于有了结果，心灵得到了抚慰。时隔不久，父亲被县委组织部任命为县副食公司副经理（恢复正科级）。
1979年，父亲67岁被调往延安市委工作，市委书记张士杰考虑父亲年龄大了，安排父亲到政协担任副主席职务，被父亲谢绝。任命为政协专职常委、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主任职。父亲在政协工作十余年中，仍然一如既往，勤勤恳恳，认真负责，得到市委、政府和政协领导及同事们的好评，大家都亲切的称呼他为“刘老”。同时，好多学校和单位聘请他去讲过去红军创建革命根据地的革命历史，进行革命传统教育，他都不顾年迈体弱义不容辞的欣然接受。
1988年，父亲76岁离休，离开了他热爱并为之奋斗的的工作岗位，子孙满堂、四代同堂的老父亲陪伴我的母亲在家颐养天年。1995年1月8日，父亲逝世，终年82岁。我的母亲亦于2017年6月28日随父而去，享年98岁。
父亲参加革命工作55年，早年由于他的大哥、二哥离家在外组建红军、创造革命根据地，家中上有老下有小靠他照料，后来参加了红军仍然不能一心一意，还担负着照顾家庭的使命。父亲虽然在革命过程中没有显赫一时，但从参加革命起，就紧紧地把自己的一切和革命事业连在了一起，无论在疾风暴雨的革命斗争中，还是身陷囹圄或处于艰难险阻的情况下，革命的志向和信心从未动摇过。
父亲对子女管教特别严格，小时候我们都很怕他，但他内心非常慈善，我们兄弟姊妹几个分别工作以后常回家去看他和母亲，他总是有说不完的话想让多待些时间要讲，对我们的身体、生活、工作都很关心。他经常用“言、行、礼、义、诚、德、”教育我们：言不伤人，行为端正，礼貌在先，义显风范，诚信为上，德能立身。父在前，子不言，尊兄长，爱弟妹。吃得苦中苦，方知甜上甜。父母亲经常对我们说：一个人活在世上要作一个堂堂正正的人，有三样东西不能被夺走。一是对生活的信念，二是做人的尊严，三是求知的欲望。正如古人所云：“三军可夺帅，匹夫不可夺志。”正是父亲母亲这谆谆教导，使我们懂得了做人就要做正直、坦荡的人，给了我们学习和工作的动力，生活和前进的勇气。在父母的抚育培养下，我们都在普通平凡的岗位上工作着、学习着、生活着，我们努力做正确的事、正确的做事，尽管无高官厚禄，也觉得很充实和满足了，因为我们懂得：奉献就是快乐、平淡就是幸福。
父亲是一个胸怀坦荡、光明磊落的人，他见不得阴奉阳违的小人，对当面说好话背后下毒手的恶人深恶痛绝，对身边的人总是以诚相待。在工作中是非分明，在交往中助人为乐。记得父亲72年出狱后，在文革中整他最凶残的十几个人，时间不长都相继去世了，有的得了瘫痪，有的得了绝症，有的身体还好好的，突然就莫名其妙的死亡了。父亲说，凡是害人的人终究没有好下场，人在做天在看，为人不做亏心事，不怕半夜鬼敲门。我家经常有客人来，父母亲非常好客，特别是农村来的亲戚和老百姓，都要挽留家中吃饭并给以力所能及的帮助，直至现在提起我家的待人接物“门户”好，仍然赞不绝口。
父亲天性聪颖，对接受新生事物有较强的适应能力。他从没上过学，却写的一手好字、好文章，而且善裁剪、能绘画。我们小时候穿的衣服，不去商店买成衣，大部分都是由父亲亲手做给我们穿。父亲绘画最擅长的就是老虎、山水风景、竹子和万字不断头。他对新生事物的接受，总有一股强烈的好奇和好胜性，志丹街上出现的第一辆自行车就是父亲从外地买回来骑的，还有留声机（过去叫洋戏匣子）、八音闹钟、电视机等等，在当时大家看来很神奇的东西，他都是最早用的，尽管生活拮据，他也要节衣缩食先用为快，对生活充满了热爱。
父亲对革命事业兢兢业业，工作脚踏实地、认真负责，从不好高骛远。他在基层工作多年，一直是个科级干部。一些老首长、老战友多次提出要提拔他担任高一层的领导职务，都被他婉言谢绝。他常说一个真正干事业的人，是不分职务高低贵贱的，只要心系群众一心为民干好本职工作，就是一个好党员、好干部、好领导。
作者：刘振彪 左爱存全家福
父亲是一个非常孝顺父母老人、尊长爱幼的人。我的祖父先后娶了两房妻子，生育子女14个（5男9女）。祖母生了8个：长子刘志丹、次子刘景范、三子刘景儒（父亲），长女刘桂芬、次女刘桂兰、三女刘桂菊、四女刘桂叶、五女刘桂芳;继祖母生了6个：四子刘景星、五子刘德润、六女刘桂芝（又名刘荣）、七女刘春梅（11岁夭折）、八女刘玉兰（又名刘耀）、九女刘海燕（又名九娃）。祖母在父亲9岁时就去世了，后来父亲以他们弟兄三人（刘志丹、刘景范、刘景儒）的名义在祖母和刘志丹出生地———金汤村大路边为其生母立了一尊蛟龙碑，歌功颂德，以示纪念。从我记事起，就知道父亲经常抽出时间去西安看望他的父亲、继母、大嫂和几个弟妹，当时交通极不方便，坐班车到铜川再买火车票到西安得两三天时间，父亲有个打猎的爱好，利用休息日把打下的山鸡、野兔不是托人捎下去就是亲自送去，给老人他们改善生活。继祖母对父亲也很是关心疼爱。
今年5月28日（农历4月10日），是敬爱的父亲诞辰110周年，我们作为他的儿女，回想起父亲生前的音容笑貌和他的人格品行，勾起我们对他更加深切的怀念和崇敬。他对革命的无私奉献，对事业的赤胆忠心，对同志的满腔热忱，对亲人的慈爱善良，他平凡一世、清白一生，“心底无私天地宽，留得清白在人间”， 这就是我们平凡而伟大的父亲。父亲走了……但他没有死，他永远活在我们的心中！
2023. 5.26日重修草拙于西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