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南华早报》11月10日援引美国皮尤研究中心近期发布的一份报告说，大约60%的内地人对生活感到满意，这个水平同德国或英国等发达国家的水平相当。在亚太经合组织会议上，这个结果必然会让中国政府感到自豪。
文章指出，过去7年来，内地民众的生活满意度—或幸福度—已经有了大幅提高：从人口的不到一半提高到了现在的接近60%。几乎有三分之二的内地人认为他们的生活在过去5年中有所改善，这在世界范围内处于最高水平之列。
文章称，除了经济进步，很多内地人的“幸福”可能也同他们坚忍的态度有关。虽然拥有住房、令人满意的工作和养老金对世界上大部分人来说都很重要，但能享有它们带来的幸福的内地人的比例并不高。
文章指出，或许这些“世界性”的好东西对很多内地人来说太难以企及，他们将期望调低了。例如，同世界其他很多国家大城市的住房相比，中国大城市的住房价格相对来说较难承受。
文章称，迄今为止，中国政府通过经济表现来满足人民。如果不能满足他们的大部分需求，至少让情况有较大改善，并给予他们希望。超过三分之二的人预计未来会更好。但是在前进的同时，执政将变得更加具有挑战性。在经济增长放缓的情况下，除非国家提供更好的住房和社会保障来满足不断提升的期望，民众的满意度可能会下降。同很多发展中国家相比，中国人享有的物质条件较好，但在社交和精神领域的满意度较低。因此内地人变得更幸福的可能性在于非物质领域。那么国家能帮助人民增强在非物质领域的幸福吗？或许吧，但不是通过陈旧的宣传手段或意识形态控制。
文章指出，尽管大量的政府宣传认可那些做好事的人，内地人却通常不会帮助他人。虽然在很多国家，帮助他人是给人带来幸福的一个关键因素，但帮助他人仅对不足10%的内地人的幸福是重要的—这是全世界最低水平。
或许一些可怕的故事能对这种情况作出部分解释。在这些故事中，帮助受困者的好人却被诬为肇事者。
文章指出，大部分人依然十分冷漠。或许，实践而非说教才能发展公民道德。访问新加坡的中国人往往对其民众的文明举止印象深刻。这是新加坡严苛的执法带来的。
文章称，帮助他人对中国文化来说并不陌生，而是中华道德的中心内容。除了“小康”这个物质富足的阶段，孔子还展望过“大同”。在大同世界中，人们不仅关心他们自己的家人，而且关心他人的孩子和父母。
文章指出，或许法治会带来一个公民道德的时代，这个时代对中国人享有真实、全面和持续的幸福至关重要。这才是超越了物质繁荣的真正的大和谐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