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去，地方政府依赖土地财政来还债。从农民手中低价拿地，尽管这种方式拆迁难度大，引起社会矛盾多，李铁说，这仍是政府预期的收入来源。
官方数据显示，截至2013年6月底，中国地方政府债务总额为17.89万亿元。李铁透露，在地方调研时候，走了十几个城市，他们说只报了10%，有些报了20%、30%，超过50%的都没有。
不过，随着房地产市场环境发生变化，地方财政面临巨大压力。李铁说，三十多年来中国城市的发展，主要依靠卖地的收益，服务的人口是非常有限的，就把外来人口排斥在公共服务之外。
这使得中国城镇化发展扭曲。根据官方统计，2013年，中国的“户籍城镇化率”仅为35.7%。同年中国城镇化率53.7%。李铁说，与日韩台城市化不同的是，中国更多的注重表象的东西。
新型城镇化要求以人为本。李铁表示，“他们那些地方的城市化虽然不好看，但是街道、社区功能很好，公共交通发达，交通拥堵并不严重。为什么我们不走这条路呢？”
对于城市治理，不仅体现在社会居民上，还有地方政府的财政压力，治理和增长的模式转换等。李铁说，最近下去调查，市长、市委书记都问我，地方债怎么解决，他还要继续锦上添花。
进入经济新常态下的中国，城镇化既能推动投资又能拉动消费，对提高劳动生产率，解决社会公平合理，也有相当益处。作为拥有13亿人口的大国，中国的城镇化进程备受关注。
香港永隆银行有限公司董事长马蔚华说，真正的城镇化是让农民工享受与城市人同样的教育、文化、劳保，不是在农忙的时候回家务农，农闲的时候进城打工，这不叫城镇化。
“城镇化既是新常态下中国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动力，又要清醒的看到，这是一个巨大的社会工程，不能急于求成。否则，在目前的情况下，就会变成政府行为，层层加码，把道路走偏。”马蔚华担忧到。
这主要在于中国尚未建立起一个能支撑起城镇化方面的融资体系，特别是市场的融资体系。马蔚华表示，将社会资金调动起来，就得有回报，采用这种按照市场原则的方式，人家才会有积极性。他认为“要有历史的耐心”，要一步一个脚印的推动城镇化的进程。不过，“只争朝夕”的华生认为，中国问题要破局，最关键的是农村人要出来。这是全球的规律。
在论坛上，东南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名誉院长华生说，现在最紧迫的任务，先不要说比别人做的好，先做一个正常的国家。“现在人均GDP六七千美元，城市化水平至少应该是60%。因为这是普遍情况。”
华生说，中国经济的核心问题在于城镇化。但是，能赚钱的地方都被人拿走了，那些花钱的地方需要已经得了利的利益集团，包括政府，把那块拿出来。“没有这个，中国经济连续若干年7%的增长，根本是维持不了的，就是因为经济结构是高度扭曲的。”
对城市的重视，新希望集团董事长刘永好担忧，镇是不是可以多考虑一些呢？不单是建设问题，更重要的是乡镇居民的工作、生活和居住问题。
现实是，农村年轻人纷纷涌向城市进行务工。其中原因在于一是政策推动，二是市场的倒逼，三是城市配套设施完善。刘永好说，在农村，劳动力的收入不及城里的3/4或者一半，农民就留不住。
这就使得面对农村土地户均不足十亩地的现状，要从事农业获得体面收入，也就意味着，土地流转将成为新常态。刘永好说，从小农变成农场主，从农场主变成企业的员工，或者组建合作经济组织。
十八届三中全会，中央提出，四化协调同步发展。神州数码控股有限公司董事局主席郭为表示，工业革命推动整个人类社会的进步。信息技术是继工业革命之后的第二次产业化的革命。
在新型城镇化发展过程中，信息化如何提升政府治理水平，郭为说，这不仅是观念问题，还是技术手段的问题。现在的技术手段完全可以为整个城市居民均等化的服务提供有效保证。
近些年“智慧城市”备受关注。为推动新型城镇化发展，住建部也启动国家智慧城市试点工作。所谓智慧城市，也就是通过信息和通信技术手段，感测、分析、整合各项关键信息，进而更好提供服务。
郭为说，一方面解决事难办、脸难看等一系列传统问题，同时还在网络上记载一系列的活动。在网络上实现一种新的社会化治理，在网络上可以充分的体现以人为本的社会治理的结构。